卧薪12载：上海互联网的三大突围战

本世纪的前十年，有两场关于城市未来的著名讨论。

2008年，“上海为什么出不了马云？”。再往前，2002年，“深圳，你被谁抛弃？”。

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两场大讨论得到阶段性的解答。

上海开始批量出产新经济公司。不仅诞生了拼多多、B站等一大批新兴互联网公司，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和芯片等赛道上也诞生了更多头部公司。甚至，与阿里巴巴同出一脉的蚂蚁金服也已经落地上海。

深圳也没有被抛弃，反而随着腾讯、华为等公司的崛起，在全球科技竞逐中成为中坚力量。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当时被激烈讨论的生活成本高昂、土地供应不足、产业空心化……这些都没有阻止两个城市在新经济浪潮中的迅速崛起？

城市的产业沉浮，不仅仅关乎城市的命运，也关乎一个国家的产业与经济竞争力。

即将进入本世纪第三个十年。一个更大的命题展现在世人面前：大国之间关于科技和新经济制高点的竞争愈发激烈，这一次如何胜出？

上海、深圳，以及身后的长三角和大湾区正在发生的故事，或许会提供一个答案。超级城市群将是这场角逐的主力军。

先从上海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产业说起。

 移动互联网进击战 

上海，在PC互联网时代曾一度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以阿里腾讯为代表，诞生于世纪之交的互联网巨头，总部都不在上海。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上海在互联网经济版图上的地位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

两者皆有数据为证。

面包财经梳理了在五大股票交易所（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内地互联网公司总市值分布情况（截止2020年5月底）。

成立于2010年及之前的上市互联网公司总部分布在26个城市，总市值位居前三的城市分别是杭州（4.28万亿元）、深圳（3.61万亿）、北京（1.46万亿），三个城市市值占比分别约为42.55%、35.85%、14.51%。总部位居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总市值仅有2575.22亿元，市值占比仅为2.56%，远远落后于杭州、深圳，与北京的差距也非常显著。

创立于2010年及之前，当前市值位列前十名的互联网公司，只有携程一家总部在上海。

但是，如果统计2010年之后创立的互联网公司市值分布（截止2020年5月底），情况则截然相反。

面包财经梳理了2010年之后成立，当前已经在五大交易所上市的48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分布情况，总部分布在8个城市。

其中，总部位于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总市值排名上升至第二位，达到8773.05亿元（市值占比44.63%），仅略低于北京，远超杭州和深圳。在这个维度下，市值排名前十的上市互联网公司，有5家总部位于上海。

美团点评为北京贡献85%总市值，尽管总部位于北京，但是由创立于北京的美团和创立于上海的大众点评网在2015年合并而成，某种意义上可以算作半个上海公司。

很显然，上海互联网经济正在发生肉眼可见的巨大进步。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长三角都市群：上海的互联网经济腹地 

在12年前的讨论中，曾经列举出过许多阻碍上海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高房价、商务成本太高、国企和外资经济比重较高而产生的挤出效应……

多年之后，上海的房价比以前更高、商务成本也仍然相对较高、国企和外资发展依然强劲，但这些都并没有阻碍上海互联网经济的崛起。为什么？

除了上海自身的调整和互联网经济不同阶段的内生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变量是长三角一体化。

此上海已非彼上海。正在迅速推进的长三角一体化已经把上海从一个城市变成了一个超级城市群。各个城市之间的高效连接、优势互补，让上海得以扬长避短；反过来，上海也以自身优势为长三角提供关键支撑，形成良性循环。

拼多多和蚂蚁金服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先说拼多多。

作为上海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拼多多创立于2015年，2018年即赴纳斯达克上市。即便是在疫情和中概股因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遭受负面影响的大背景下，仍然受到国际投资者的追捧，股价频创新高。2020年5月底总市值800.85亿美元。

而拼多多的创始人黄铮，是浙江杭州人。在创立拼多多之前，黄铮在互联网领域已经有相当成功的经验和丰厚资源，选定上海作为公司总部是综合多方面因素之后的理性抉择。

不仅贡献了一位创始人，长三角（当然，也包括珠三角等制造业聚集地）庞大的制造业能力、便捷物流基础和消费能力更为拼多多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2015年前后，拼多多创立之时，市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格局已定，阿里京东两强对峙的局面很难被撼动。即便是强大如亚马逊，在全球其他市场攻城略地，在中国电商领域投入重金，却仍然日益边缘化，市场份额被压缩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随着淘系电商运营成本攀升，并且将流量更多导入天猫的头部商家，产生了两方面的副作用。

从供给侧来看，大量拥有制造能力的代工厂和中小商家，难以承受高昂的运营成本，生存空间受到压制。从需求侧看来，由于成本上升，大量价格敏感型的客户对于高性价比产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供需两端都出现空隙。在这一背景下，拼多多通过自身的高效创新，以社交电商起家，迅速实现了“双边网络效应”——同时具备数量庞大的卖家和买家，完成关键的跳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台型公司。

而经过多年发展，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大包邮区”已经具备完善的社会化物流体系，加上密集的人口分布，使得拼多多在不必自建物流的前提下，平台商家就可以相对低成本的解决物流问题。

财报数据显示，拼多多2019年GMV达到1.01万亿元，较2017和2018分别增长6.13倍和1.13倍，增速相当于京东同期的10.03倍和4.66倍，已经对淘系电商的市场地位造成巨大冲击。

行业数据显示，2020年4月，拼多多App的月活跃用户数达到4.65亿，远超京东的2.76亿。

拼多多的迅速崛起，有着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的原因，业界有多种解读。但是，除了上文所述的供需两端变化和社会化物流之外，以下这些基本要素是不可或缺的。

一是，巨额风险资本的推动。翻查招股书等公开信息，拼多多在上市之前已经累计完成了17.02亿美元的融资。

二是，高端的研发人才。拼多多表面上是一家新型电商公司，但背后是研发和技术驱动。根据财报，截止2019年12月31日，拼多多研发人员总数为3613人，占员工总数的61.99%。

三是，极高的企业运营效率。如下图所示，从2017年到2019年，拼多多人均创造的营业收入从150.48万元，增长到517.19万元。无论是复合增速，还是当前的绝对值，都明显超越阿里巴巴和京东。

这个人均绩效还是建立在拼多多平台低货币化率的基础上。如果以人均GMV来衡量，2019年拼多多为17271.79万元，京东则只有915.73万元。阿里的数据缺失，但考虑到阿里平台的货币化率远高于拼多多，而拼多多的人均营收又明显高于阿里，因此拼多多在人均GMV上大幅领先，并无疑问。

上面这三个因素，资本和人才，正是上海的优势，而低调务实高效，则是典型的“海派”企业作风。

上海优势，加上长三角等城市群内庞大的产业基础，迅速成就一家新型互联网巨头。

蚂蚁金服的上海杭州“双城记”是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案例，体现出上海和长三角都市群之间的无缝对接和良性循环。

 金融科技之战：金融中心+区域经济一体化 

2015年7月，蚂蚁金服对外宣称采用杭州、上海双总部架构。

2017年8月，蚂蚁金服启用杭州新园区，这座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56号的园区因建筑整体造型呈“之”字形被命名为蚂蚁Z空间。

而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2年，蚂蚁金服就向陆家嘴预定浦东金融广场2号办公楼。2019年1月，该办公楼达到预售条件，正式转让予蚂蚁金服，转让价约22.62亿元。

2019年11月，位于上海浦东金融广场的支付宝全新上海办公室——“支付宝大厦·S空间”正式启用。“S空间”得名于“Shanghai”的首字母，定位为支付宝国际业务中心，总面积四万多平方，共20层。

聚集在上海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不仅仅是蚂蚁金服。金融科技的主力军——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旗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则从一开始就集体将总部设在上海。其中包括诸多总部不在上海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保险公司。

面包财经根据上市公司公告和工商注册信息梳理了当前12家银行和保险系金融科技金融公司区域分布情况，其中有6家将注册地或运营总部放在了上海。如下表。

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截止2020年5月，六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有四家设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其中三家都选择了落户上海，分别是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其中，注册资本最大的是建设银行旗下的建信金融科技，于2018年4月18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开业，注册资本16亿元，目前下辖多个事业群和直属中心，员工规模近5000人。

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目前尚未设立独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未来花落何处尚难知晓。但是，两家银行均在上海投入了相当强度的科研力量。

不少总部在上海以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型保险公司，也将上海作为旗下金融科技公司的首选地。比如，中国平安旗下的陆金所和金融壹账通，注册地或运营总部都选择了上海浦东。

兴业银行，总部位于福州的股份商业银行，同样将旗下金融科技公司——兴业数字金融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在了上海浦东新区。

上海在金融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得益于自身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长三角一体化的融合。

上海自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毋容置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的《2019年上海市金融运行报告》（简称《金融报告》）中表示：“2018年，上海市在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升至第5位，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体系中最为完备的城市之一。目前，上海市聚集了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外汇、票据、期货、黄金、保险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成为中外资金融机构的重要聚集地。”

而长三角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日益深入的一体化，则让上海的优势更加凸显。

金融业务发展和金融科技的应用，离不开实体经济。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底，长三角经济GDP 23.73万亿元，占全国GDP的23.94%。

而长三角便捷的交通，则让人才和经济要素的跨城流动异常高效。从上海到杭州、南京的高铁，最快只需要45分钟，到苏州只要23分钟。这个时间，与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内部上下班通勤的一般用时也相差无几，甚至更快。

 更关键的战场：芯片突围战 

在高科技的版图上，芯片是更关键的制高点。中国在芯片领域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突围。

从需求端分析，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已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及消费市场，衍生出了巨大的半导体器件（芯片）需求。根据IC Insights统计，从2013年到2018年仅中国半导体集成电路市场规模就从820亿美元扩大至155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13.58%。从供给端分析，对比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国产半导体集成电路市场规模较小，2018年自给率仅为约15%。

自给能力不足，不得不耗费大量外汇储备进口芯片。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4年之后，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金额持续超过原油进口金额。2019年集成电路进口金额有所下降，进口额仍达到3055亿美元，远超原油的2413亿美元。

中国要实现在芯片领域的突围，以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同样是主攻选手。

面包财经梳理了97家在五大交易所上市的内地芯片产业链相关公司，注册地分布在42个城市；总部位于长三角的有49家，其中上海23家（占比23.71%）；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城）的有19家，其中深圳12家（占比12.37%）。

从产业链的角度划分，上海初步覆盖了从设备制造、IC设计、IC制造、半导体材料到封装测试等主要环节。

芯片是一个漫长复杂的产业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国要在芯片产业实现突围，靠的是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作战。而产业链上的公司，密集的分布在以长三角和大湾区为主的城市群。在这些城市群中，上海和深圳又是头雁。

芯片产业链上两家举足轻重的公司——华为和中芯国际，一家在深圳，一家在上海。

2019年，中芯国际斥资近40亿元，在宁波投建“特种工艺（晶圆-芯片）N2项目”；随后，华为研发中心与其他30个项目也集体落户于上海青浦“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两家公司的布局，正是这种在超级城市圈内进行产业分布的写照。

简单的总结，攻克芯片难关，需要巨额的资本、高端的人才、丰富的产业链基础。现有的数据证明，这些要素已经密集的分布在超级城市群内，未来还会进一步聚集到都市圈内。

大国之间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各自超级都市群的之间的竞争。产业兴起之初，可能发端于边缘地带，但当达到一定体量和高度，都市群协同才能最终致胜。

以芯片设计环节为例。ICCAD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中国芯片设计公司数量大幅提升，2015年仅为736家，2019年则增长至1780家，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4.71%。这些公司大部分都聚集在长三角、大湾区等城市带。

上海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底，上海集成电路行业重点企业超过600家，从业人员约20万人，承担了50%的集成电路领域国家重大专项，产业规模约占全国的20%。同时聚集了全国约40%的产业人才。

除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独特的资源禀赋之外，上海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是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兴产业迅速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世界银行每年编制一份《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各大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量化评估和排名。过去几年，中国在全球的营商环境排名持续提升，从2013年报告的第99名提升到2020年报告的第31名（对应评价年份是2019年）。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银行通常是以一到两个样本城市作为各个经济体的评价依据。中国的样本城市有两个，即上海和北京，其中上海占55%的权重，北京占45%。相应的，美国的样本城市是纽约和洛杉矶，日本是东京和大阪。

因此，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估，其实就是对京沪两大城市营商环境的评价，上海权重更高。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疫情期间，在线新经济加速发展，并将会对产业、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这已经成为共识。

2020年4月，上海出台《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提出了上海在线新经济四个“100+”的目标。

更大的挑战，亦是更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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